痔发十日，痛苦始复。酷暑，念尊恙何似？想大安善。杨树浦地前还以五百，前途索六百，所去无多，乃遂中止。今拟五百五折衷。望问前途。敬问晦老同年兄近安。名心叩。十四日。（1920年8月27日）

编者注云“杨树浦‘莹园’别墅落成于1921年夏，此书应作于前一年‘酷暑’8月前后”[1]133、[2]499，将此信定为康有为致黄节的文本证据在于“杨树浦”和“晦老”：康有为“莹园”别墅在上海杨树浦；黄节字晦闻。

一、康有为、黄节在九江学派中的辈分

但信件行文显然与康、黄二人在九江学派中的辈分不符。九江学派由朱次琦所创，朱次琦（1807-1882）是广东南海九江人，世称九江先生，是“19世纪主导广东思想风气的‘粤学’领袖学者”[3]30。简朝亮（1852-1933）、康有为（1858-1927）分别自1874年、1876年起从学于朱次琦[4]333、[5]123。康有为在近代的影响举世皆知；简朝亮被康有为赞为“今岭南大儒，一人而已”[6]46。近代著名诗人、学者黄节（1873-1935）是简朝亮门下最著名弟子，吴宓曾撰《最近逝世之中国诗学宗师黄节先生学述》（1935）介绍他的老师黄节的学术成就。

既知康有为、黄节分别是朱九江的弟子、再传弟子，且黄节三次乡试均未得中（1891、1893、1902）并从此绝意科举，则上述“敬问”“晦老”“同年兄”的短笺绝不可能是师叔康有为写给师侄黄节的了。

《全集》与《书信集》均注明这封信为“手稿，藏台湾‘中央研究院’近代史所”，该所出版的《康有为手书真迹》（1994）[1]分“真迹”、“释文”两部分，“真迹”中收录此信，确是康有为手迹[7]“手书真迹之部”370；“释文”中注此信为“与黄晦老笺”、“按：黄节字晦闻，广东顺德人”[7]“释文之部”62-63。看来《全集》和《书信集》均不加审查的沿袭了台版《康有为手书真迹》的失误。

二、“晦老”当为康有为的友人于式枚

此信确为康有为所作，收信人的解读关键在于“晦老”和“同年”。

与康有为有交集的确有一位“晦老”于式枚。于式枚（1853-1915）字晦若，广西人，他的父亲曾在广州宦游，母亲是番禺诗画名家居巢之女。王逸塘《今传是楼诗话》称于为“晦老”：“余生平于贺县于晦若侍郎式枚仅两面……晦老淹博绝伦”[8]370。于式枚先后担任译学馆监督、广东学政使等职，“对新学的引入做出了巨大贡献”[9]517。康有为“赴京都得礼部侍郎于式枚之介，而请于李相鸿章”[10]42，于式枚曾加入康有为发动的保国会宣扬维新变法思想[9]518，康有为《祭于晦若文》云“我之识君，历岁三纪”[11]232，二人相交甚久。

《书信集》中有三封信提及“晦老”，除本文考辨的这一封误系于黄节名下的之外，其余两封都作于1915年，“晦老”均指于式枚。

一封是写给于式枚的弟弟于式棱的：“自令兄侍郎之丧……甚欲为诗文，哀不成声。然必为此诔文祭之……当于大祭日陈牲酾酒而读之，或晦老在天之灵知之也……七月六日。（《康有为与于式棱》，1916年8月4日）”[2]3按，此处系年有误，于式枚1915年8月5日去世[12]31，康有为致于式棱书当写于1915年8月16日（农历七月六日），信中所提诔文《祭于晦若文》（1915年8月25日）收录于《康有为全集》（第十集）[11]231。《书信集》不知何故将致于式棱书误系于1916年。

另一处“晦老”出自1915年1月20日《致沈曾植》，信中提到康有为的第四位夫人何旃理去世，“顷晦老与孺弱等来唁，同决殡事”[2]279，“晦老”也指于式枚。

（误收为《康有为致黄节》）

三、表示亲切意味的“同年”

于式枚是光绪六年庚辰科进士（1880）[13]1156，康有为是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科进士（1895）[13]1278，二人并非同科得中的“同年”。这涉及到“同年”的其他用法。王会庵《燕都人物摭忆》云：“世称老人（按，指陈三立散原）与先祖进士同年……明清两代最重年谊，二老相见，必呼老同年，或同年兄，显得异常亲切。徐一士在《一士类稿》‘谈陈三立’文中说：‘新城王晋卿（树枬）今春卒于北平……与散原年辈相若（丙戌同年）……’”[14]481-482王会庵的祖父王树枬是1886年丙戌科进士，陈三立是1889年乙丑科进士，“同年”之称不过为了表示“异常亲切”，但因为“同年”的常规用法是表示同科得中，于是《一士类稿》便误以为陈、王二人都是丙戌科了。

通检《书信集》中所收录的“同年”通信，表同科得中的有4封，表亲切意味而非同年得中的有3封，二者比例大致相当。

康有为于1893年应广东乡试，中第八名举人[15]462，刘士骥（1857-1909，字铭伯）、徐乃昌（1868-1943，字积馀）也在1893年中举，康有为致信分别云“铭伯老同年观察兄执事”、“敬请积馀同年兄大安”[2]129、474。汪钟霖也是同年中举，他致信康有为云“甡老大师同年”、“南海院长同年”[2]269。康有为是1895年乙未科进士，同科进士李瑞清致信康有为云“南海先生同年阁下”[2]191。这四封信中的“同年”，都是同年得中之意。

齐耀珊（1865-1954，字照岩）为1890年庚寅恩科进士[13]1229，早于康有为1895年乙未科进士。康有为致信云“照岩总长兄同年执事”，齐耀珊时任北京政府内务总长。《书信集》将此信误做《康有为致齐耀琳》，并注释云齐耀琳“字照岩”[2]126。实际上，齐耀琳（1862-1949，字震岩）是齐耀珊的哥哥，与康有为同为1895年乙未科进士。《书信集》的编者误以为此处的“同年”是同科得中，就将齐耀琳、齐耀珊二人混淆了。齐耀琳曾任江苏省长、督军，1920年“辞去省长职务，退出政坛，此后曾任天津耀华玻璃公司总董事。”[16]58这封信写于1921年10月，是康有为请求“照岩总长”关注乱世中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安危的，信末云：“顷得星都人士飞书力诉，而公适主内务，实任其责……伏望饬江西长吏严办”，显然不是写给退出政坛的齐耀琳，而是写给内务总长齐耀珊的。

谢远涵（1874-1950，字镜虚）为1894年甲午恩科进士[13]1266，早于康有为1895年乙未科进士。康有为致信云“镜虚同年兄总长执事”，谢远涵时任北洋政府代理内务总长。《书信集》此处将谢注为“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）进士”[2]691，也是误以为谢、康同年得中而未能核实谢氏得中时间。

钱能训（1870-1924，字幹臣）为1898年戊戌科进士，晚于康有为1895年乙未科进士，《康有为促南北速议和以应欧洲和局电》云“北京钱总理幹臣同年兄”[2]914（钱能训时任内阁总理）。与上述致齐耀珊、谢远涵相同，“同年”都只是表示亲切之意，而并非同年得中。

综上，本文所考辨的短笺，确是康有为写给好友“晦老”于式枚的，“同年”并非同年得中之意，只是表示亲切。

当然，这种“同年”表亲切，前提是双方都曾得中，只是不严格限定彼此在同一年得中罢了（上文三封非同一年得中的“同年”通信中，前两封的收信者早于康有为得中进士，后一封的收信者晚于康有为得中进士）。黄节三次乡试均失败，往来书信中自然不会使用这种表亲切意味的“同年”。

四、此信写于1915年7月25日

“莹园”别墅是康有为的一处短期地产投资[17]163，据康氏二儿媳庞莲（上海文史馆馆员）所述，“莹园”于1921年落成，建筑较简单，建成一年多后转售给日本人[18]495-496。《书信集》认为此信写于别墅建成前的1920年。

根据本文考证，此信并非写给黄节而是写给于式枚的，于式枚1915年8月5日（农历六月二十五日）去世，《书信集》收录于式枚致康有为书云：

三十年患难旧交，何意今夕可得相见，而病作，拥裘犹慄，岂天气之不正耶？午后暴下十三次，至今尚未再食也。是否下榻高斋，明日当遣探也……（1915）[2]1

“何意今夕可得相见”指于、康二人上海重逢。康有为此前漫游各国十余年，1913年年底回粤葬母，1914年前后定居上海。据曾凡亮《晚清贺县籍名臣于式枚生平研究》，“1914年秋冬之际，因日本向德国宣战，青岛成为战场。于式枚离开青岛，迁居上海”[12]36，具体抵沪时间为农历四月：“于氏自从青岛南下，四月间到沪”（高拜石《悔荐袁世凯——于式枚飘蓬毕身世》）[19]55，“三十年患难旧交”的二人当重逢于此时（5月14日至6月12日农历四月间）。

重逢后不久，康有为在“酷暑”中（“十四日”）致信于式枚，一来慰问老友病情“酷暑，念尊恙何似？想大安善”，二来托其中介购买上海杨树浦地，此信当写于7月25日：农历六月十四日（前一天7月24日为大暑，与信中“酷暑”相吻合[2]），于式枚去世前11天。

慰问病情与委托中介买地，说明康有为等友人并不以为于式枚病重。于式枚致康有为信中所述病情较重，有严重腹泻之症。坊间曾传言于式枚是被袁世凯暗杀的，前引高拜石一文即赞同暗杀说；前引曾凡亮一文则详细分析暗杀说是好事者根据故事发挥而成的。康、于之间的这两封信，可印证于式枚并非死于暗杀，而是病情突变，与曾凡亮一文“暴病而亡”[12]36的推测一致。

需要补充说明的是，此前多认为康有为定居上海后先是租赁上海新闸路辛家花园（1914-1921），然后才在愚园路买地建“游存庐”（1921，即康公馆），康有为晚年的别墅则先后是杭州“一天园”（1920年开建，用时四年）、上海杨树浦“莹园”（1921）、青岛“天游园”（1923年租赁、1924年购买）。根据本文考释，可知康有为在上海租住不久就有了买地建别墅的打算。

当然，相关史实仍有未解之处，这封信写于1915年，康有为当时已在上海，何以仍托友人于式枚代为中介联络购买上海杨树浦地呢，或是自行联络议价不便，或是于式枚有更为密切的关系，其中的详情只能有待于更多的史料发掘了。但无论如何，《全集》《书信集》中三封有关“晦老”的通信均写于1915年，“晦老”都是指于式枚，目前整理做“1920年《康有为与黄节》”当误。

参考文献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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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9]高拜石.新编古春风楼琐记(5)[M].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2003.

基金项目：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“《黄节全集》及《黄节研究资料》研究”（18YJC751048）；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“国学、古典诗学与‘岭南学’：学术研究现代化进程语境下的黄节学术思想研究”（GD15CZW07）；《广州大典》与广州历史文化研究一般项目“《广州大典》黄节专辑编集与研究”（2017GZY22）。

[1]承蒙台湾“中央研究院”近代史所老师回信告知“关于康有为致黄节书，请参考本所出版的《康有为手书真迹》一书”。特此致谢。

[2]按，《书信集》《全集》即使将书信系于1920年，也不当在8月27日（农历七月十四日），实际上8月23日（农历七月初十）已是处暑，处暑即为出暑，这一年的三伏天是7月21日至8月20日（共30天），信中“酷暑”“十四日”当是三伏天之内的7月29日（农历六月十四日，初伏第8天、中伏前2天）。

注：本文发表于《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学报》2019年第1期，此据作者原稿，引用请以该刊为准。感谢王晓东老师授权发布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